有个十五岁的农村姑娘，家里一直过得紧巴巴的，结果她也稀里糊涂地考上了民国时期最神秘的情报机构。几年过去，她变成了大陆唯一 remaining 的军统女译电员。
令人惊讶的是，她面对镜头时竟然说出了那句话：共产党养了我31年。
误打误撞进了译电科的那个江山姑娘
1943年春天，在浙江江山县，刚满15岁的王庆莲正为下一顿饭发愁。
父亲在她一岁那年就去世了，母亲独自一人抚养她长大，干着各种辛苦的活，苦苦撑了六年小学，终究挺不住了。
这个时候，军统局开始到江山招人了。
母亲毫不犹豫，就帮女儿报名了。
王庆莲问：“那军统到底是个啥？”
母亲说：那地方能吃上饱饭。
就这么点事，一个15岁的姑娘，连军统是做啥的都不清楚，就这样被卷进了历史的洪流。
江山其实是戴笠的家乡，军统里面有个默契：老乡优先。江山的话大伙平时听不懂，成了天然的保密屏障。王庆莲挺走运，和另外19个人一块被录取了。
6月8号，一辆军统的卡车把他们送到重庆，里面有4个女孩子和16个男孩子，平均年龄都还不到18岁。
王庆莲被派到磁器口造纸厂的密本股，听着挺高端，其实就是搞密码本的岗位，主要负责排写横码、竖码和角码，活儿烦死了。日本飞机天天轰炸，那密本股选在乡下，也算是为了保卫这些密码本，别出啥差池。
王庆莲在这儿干了整整八个月，每天的活儿基本上都是跟数字打交道。她根本搞不懂那些数字到底代表啥，也懒得去管，只要能吃饭，有工资领，那就挺好。
1944年4月，一线转变发生，王庆莲被调回军统局总部译电科华南股，那会儿算是迎来了个转折点。
这可不得了了，军统局本部在重庆罗家湾，戴笠的老巢，译电科就像是军统的核心，所有的重要电报都得在这儿处理。
王庆莲的军衔是准尉，不过工资却和少尉差不多，在那会儿，这份收入已经挺不错了。
她的直接上头是姜毅英，军统里唯一的女少将。这女人可不一般，曾破译过日本军方关于偷袭珍珠港的密电， 在那男人当道的军统里面，她算是个不折不扣的异类。
王庆莲的活儿挺简单，就是负责翻译电报。因为她会说江山话，许多用方言加密的电报，只有她能搞定。
第一次坐在译电科的办公室里，王庆莲有点发愣，屋里到处都是嘀哩哩的电报声，大家都埋头忙碌，气氛压得让人喘不过气来。
这就是译电科啊？她低声问身旁的同事。
办公室里突然笑成一片，一个15岁的乡村女孩居然不知道译电是什么。
姜毅英淡淡地瞥了她一眼：好好学习，别让江山的人丢了面子。
重庆岁月的两面人生
王庆莲后来提到，军统那三年，成了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。
白天在译电科上班，晚上则穿旗袍跳舞，简单说就是她在重庆的日子。
军统的任务压力挺大的，那阵子战事最激烈的时候，一周只能休半天假。王庆莲每天得应付几十份电报，内容丰富得很，有前线的战况、日军的动向、各地的情报信息。
她亲眼看到一份电报，上面写着日军在某个地方屠杀平民的消息，王庆莲看完之后气得直掉眼泪：这些日本鬼子，简直不是人！
姜毅英在一旁淡淡地开口：哭什么呢？把电报翻译清楚，比什么都更紧要。
王庆莲慢慢领悟到自己工作的真正意义，这些电报可不是普通的文字游戏，而是前线战士的生死讯息，是关系到抗战成败的关键情报。
每分钟翻译200个字，拿起毛笔写出细腻的小楷，王庆莲很快在译电科站站稳了脚跟。
戴笠有时候会过来译电科看看，王庆莲记得他，一向穿得利索，身上的中山装扣得一丝不苟，整得规规矩矩。
老板来了！有人低声嘀咕着提醒。
一瞬间，译电科变得鸦雀无声，大家都低头拼命专注工作，连呼吸都变得格外谨慎。
戴笠确实照顾着江山的老乡们，王庆莲想请假回家看望母亲，或者提前领点工资，戴笠都一向准许。江山的人们互帮互助，戴笠说，在外头过日子不容易。
下班以后的王庆莲，简直像变了个人似的。
她偏爱穿紧身的旗袍，涂上亮眼的口红，常去重庆的舞厅跳舞。在那个年代，跳舞可是主要的社交手段，军统里头也不例外。
王庆莲身材出众，长得漂亮，很快就在舞厅里成了瞩目的焦点。她喜欢那种被众人包围的感觉，也爱看着旗袍在旋转中摇曳生姿的美丽。
姜毅英实在看不过去她这一套。
有次，王庆莲涂了份特别亮眼的口红来上班，姜毅英当众训斥她：小姑娘，要是不努力点，可得把你关起来！
王庆莲的脸一下子红了，她清楚姜毅英不是开玩笑的，在军统这种单位，要关几个人都挺简单的。
从那时起，王庆莲在工作时变得更谨慎了些，可心里对姜毅英的怨恨却越积越深。
王庆莲觉得姜毅英嫉妒她年轻漂亮。译电科里有16个男人，4个女人，年轻的女孩自然更有人缘。虽说姜毅英是少将，可毕竟快40了，算是个年纪不小的女人。
这种微妙的职场氛围，最终成了王庆莲后来辞开军统的导火线。
和军统说再见后的人生转变
到1945年8月，日本宣布投降了。
军统局的任务重心逐步调整，许多人得分批返回南京，王庆莲因为平时表现平平，最后一批才轮到她留下来。
到了1946年7月，王庆莲才回到南京军统局总部报到，而此时的军统和在重庆的时候，已经完全不一样了。
戴笠在三月份乘飞机遇难之后，整个军统就变得群龙无首，各种势力都开始摩拳擦掌争夺地盘，王庆莲也觉得一种不详的预感逐渐弥漫开来。
姜毅英准备结婚去度蜜月，还打算长时间出门，临走之前，她又一次警告王庆莲：别让我失望，要不就关你禁闭。
王庆莲一听，心里就打鼓。在军统这种地方，一旦被关进禁闭室，出来后是什么模样可不好说，心里可是吓得慌。
8月的某天，趁姜毅英不在，王庆莲找个借口外出去一趟，说是要回家看望生病的母亲，组长听了也没多想，就批了。
王庆莲离开南京，回到了江山的老家，这一走之后，便再也没有返回过军统。
十八岁的王庆莲，就这样画上了自己在军统的篇章。
回到江山之后，王庆莲恢复了普通人的日子，她遇到了汪含芳，一个准备去浙江大学读书的年轻人，两人通过书信保持联系，感情很快变得亲密起来。
1948年3月，王庆莲和汪含芳喜结良缘，婚礼挺朴实的，她从未谈起过自己曾经的军统经历。
1949年，解放军渡过长江，王庆莲心里明白，新的年代已经到来。
她下定了一个很关键的决心，主动把自己是军统的人这事告诉了政府。
一开始，地方政府可是不信啊，觉得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，怎么可能是军统的译电员呢？
经过仔细核查后，政府确认了王庆莲的身份，调查结果表明，王庆莲只是做译电工作，从未卷入任何伤害共产党员的行动。
她在解放战争一开始之前就已经脱离了军统，政府认为她没有构成威胁，仍然可以过正常日子。
1951年，王庆莲陆续在杭州白肉市场和粮食局干活，尽力适应新的社会规则，想着变成一个普通的建设者。
农村翻新过程中，心里有些感慨：看到村庄一点点变样，心头那份满足和自豪真是难以言喻。毕竟，改变不止是景象的焕新，更是我们对未来的希望和努力的见证。每一砖一瓦，都凝聚着大家的汗水，也让人觉得生活更有盼头。走过这些年，深刻体会到，只有踏踏实实干，才能带来真正的改变；心里那份坚持，才是推动前行的最大动力。农村的变迁，也让我明白，任何地方的繁荣，都离不开大家团结一心的努力。
1958年，杭州拉开了政治整顿的帷幕，王庆莲主动请缨，愿意到农村去接受改造。
王庆莲坦言：“我了解自己的身份比较特殊，愿意到农村去努力争取，让大家看到我的真本事。”
一去就是整整23年。
农村日子确实不容易，王庆莲和丈夫被安排到偏远的山村，干着最繁重的农活，赚着最少的工分，但她从来没有抱怨过。
从1966年起，那段特殊的岁月成了王庆莲人生中最阴暗的时刻。
她那军统的身份又被翻出来，成了批斗的重点，每天参加会议批判，难免会动手打骂。
有次，一个大娘帮王庆莲换衣服时，发现她身上没有一块健壮的肉，全都是伤痕，大娘忍不住流泪了。
大娘别哭了，王庆莲安慰着她说，我已经习惯了，要是让别人看到你掉眼泪，还得挨打呢。
王庆莲的丈夫和儿子就住在离她不到100米的地方，可他们却见不到面，一家人被硬生生分开，各自忍受着煎熬。
在感到最绝望的时候，王庆莲曾想过轻生，她跳到了河里，不过被路过的好心人给救了上来。
想不开干嘛呢？救她的人这样问。
王庆莲叹了口气，说：“活着真挺难的。”
从那之后，王庆莲开始抽烟，每天一包，用尼古丁麻痹自己，减轻压力，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晚年。
到1978年，政策正式推行起来。到1981年，王庆莲的事情终于得到澄清，生活也逐渐回归正轨。
让她没想到的是，农村改造的那23年竟算作工龄，王庆莲领到了退休金，每月39元。
2010年，年过八十的王庆莲接受了记者的采访。
面对镜头，她坦率地表达了：我真的很感激共产党，党的照顾让我度过了31个年头，没有党，晚年的生活也不会如此安稳，这是我真心的话！
说这话时，王庆莲的眼眶里泛着泪花。
曾经那位军统的女译电员，走过了人生的高潮与低谷，最终心怀感激。或许，这就是历史另一种精彩的可能吧。
一个十五岁的农村女孩，机缘巧合成为了军统的译电员。多年以后，她不仅成为了历史的见证者，还变成了宽容与和解的代表。
她每天还是抽那一包烟，不过脸上的忧愁早已不复存在，岁月啊，真是最厉害的疗伤利器，也是最公平的裁判员。
王庆莲如今在杭州安家，过着平凡的退休老年生活，偶尔会有研究者前来拜访，她总是乐意配合地讲起那些年的事情。
那些都成了过去，她说，现在的日子让我挺知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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